【活动预告】“山川上的中国”第四季第四讲：谢有顺《文学写作的“秘密”》

盐田阅读沙龙“山川上的中国”系列文学讲座第四季

以中国历史为经线

以中国文学为纬线

以粤港澳大湾区为辐射面

实现文学圈、学术圈的良性交叉

“山川上的中国”系列文化讲座第四季第四讲

谢有顺：《文学写作的“秘密”》

时间：

2019年6月14日19:30-21:00

地点：

盐田区图书馆一楼报告厅

主讲：谢有顺

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一级作家。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、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等。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，教育部青年“长江学者”，广东省“珠江学者”特聘教授等。出版有《成为小说家》《文学及其所创造的》等著作十几部。曾获冯牧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。

《当代文坛》2018.2期

学术研究是一种自我觉悟的方式

—谢有顺教授访谈

问：高旭

答：谢有顺

我学的是中文，

但喜欢读思想、哲学著作

高旭：谢老师好，很高兴由我来和您做这一次的访谈，我想，我们还是从您的人生经历谈起吧。您是在1990年上的大学，当时为什么会选择中文系？

谢有顺：我没有选择的自由。我是从中等师范学校保送上福建师大的，当时18岁，对我们保送生来说，没有太多专业的选择余地。好像很多保送生选的都是中文系，这可能也跟自己之前对文学、写作存一份爱好有关。

高旭：您在大学时，阅读范围是怎样的？

谢有顺：刚进大学时很懵懂，我在阅读上，可能是全年级基础最差的。我读的初中是村里办的，没有英语课，没有图书室，也没读过什么文学杂志，到县城去读师范后，也就读过《人民文学》和《福建文学》，几乎没有涉猎过理论和学术著作，文学的经典作品也读得很少，即便像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这么著名的歌曲，我也是到了大学校园才第一次听到，当时还以为是流行歌曲，结果被同学们好好地嘲笑一通。

我是在这样一个闭塞的环境出来的。上大学之后，才开始饥渴地阅读。从大一开始，我多数时间是在图书馆，当时看了很多书和期刊，特别是那些旧期刊，使我了解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，而对西方现代派作品的阅读，又使我进入了当时的文学语境，我知道中国文学正处于一个变革和实验的时期，用这么短的时间建立起了这个观察点，非常重要；同时，我那时又看了大量的思想、哲学著作，比如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哲学，翻译过来的书，我大多读过。这样的阅读，尽管未必深入，但我由此理清了自己的兴趣和思路：我对先锋文学，尤其是先锋小说，对那些带有实验性、现代性的文学作品有着浓厚的兴趣。所以，我从大二开始发表学术论文起，研究的兴趣就集中在了先锋文学上。

高旭：您这种读书方式很有趣，很多人刚进大学，最开始喜欢读的应该是文学作品本身。

谢有顺：这是我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诀窍。大量阅读过刊，属于“面”上的读，这样我可以清晰地了解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，也了解中国文学的现状。我读这些过刊，并不是每本刊物、每部作品都读，这不可能，但通过快速翻阅，我至少知道在什么年代、哪些刊物上，作家们都发表了哪些作品；哪些作家喜欢在哪些刊物上发表作品，哪些研究者经常出现在哪些刊物上；他们都在写什么、探讨什么，这是“面”上的了解。

然后，我再从中择取自己感兴趣的，内心比较有呼应的，做进一步的阅读和研究。如果我对某个作家特别感兴趣，就会把他之前发的作品都找来读，之后发的我也会密切跟踪。至于其他作家，我大致知道他们是什么风格，写了些什么就好了。对西方现代派作品的阅读，我也遵循这个办法，既读那些评述性、介绍性的著作，也精读一些重要作家的作品。这两方面的阅读合在一起，就为我判断一些作品建立起了价值坐标。

高旭：这种阅读方式，完全是你自己摸索出来的吗？

谢有顺：后来我才知道，这种阅读方式十分普通，很多人可能也都是点和面结合的。但我那时毕竟只是一个农村来的学生，由于自卑，甚至都没胆量和老师接触，那些名师，更是只能远望，遥不可及。那时可供交流的同学也很少。如何读书，也就只能靠自己摸索。阅读的确是最好的导师。通过阅读，你就知道别人在读什么书，在思考什么，别的研究者是如何提出问题、解决问题的；通过阅读，也能不断调整自己，不断寻找和自己内心相契合的方面。有了阅读的基础，就会有写作的冲动，当时写作的速度很快，一般都在宿舍写，即便周围的同学在打牌，很吵，我照样可以写自己的文章。而且，投稿出去的文章，哪怕是一两万字长的，几乎都在重要刊物上发表出来，好像没怎么被退过稿。

高旭：您好像很早就开始发表文学评论文章了。这种学术的自觉性，当初是怎样形成的？

谢有顺：谈不上学术自觉。其实那时我也写过小说，还发表了几篇，但最终发现还是做理论研究更适合我。我很早就知道，多数人是不可能同时做好两件以上的事情的。我从大二开始发表论文，最早是在《文学自由谈》《福建文学》《文艺评论》等刊，后来是在《当代作家评论》《文艺争鸣》甚至《文学评论》上发。我大三时写的一篇文章，有一万五千多字，谈先锋长篇小说的，就发表在了《文学评论》上。很多年后，遇见《文学评论》的副主编王保生老师，他还说，我可能是《文学评论》复刊以来年龄最小的作者。我当时懵懂啊，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，而且《文学评论》给的稿酬还比别的刊物少。有一天我去门房领稿费单，碰到我们系副主任，他很远就跑过来对我说，祝贺你。那当然不敢问他为什么祝贺我，若干个月之后，我才隐约明白，是因为《文学评论》上那篇文章。当时在《文学评论》上发表一篇文章是很难的，现在就更难了。

高旭：为什么您在本科阶段，就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？

谢有顺：一是得益于我有阅读基础，我对新时期文学，以及西方现代派文学经验不陌生，这就使得我的研究与当时的文学评论界是同步的；二是当时有一种写作的激情，胆子大，敢作判断，也能敏锐地发现一些问题，提出一些观点；三是我会特别留意其他研究者的风格，自然也就比较早有文体意识，我那时的文章虽然深度不够，学术性不够，但文辞还比较讲究，比较早脱离了学生腔，文章的辨识度还比较高。直到现在，还常有学生或朋友来给我说，更喜欢我那个时期的文章，这既令我意外，也让我伤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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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当代文坛|谢有顺 高旭：学术研究是一种自我觉悟的方式 ——谢有顺教授访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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