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社交媒体上写“城市传记”的年轻人，有多少真正生活在当地？
2024年4月，“B级旅行”博主史里芬发布了一条有关“C城”自贡的视频，灯会上的高饱和度炫彩光影、魔幻巨物稳定输出。但与他“冀学”系列视频时期的吐槽狂欢相比，弹幕中频繁出现类似“有点好看666”“赛博朋克”“好牛”的正向评价，呼应着社交媒体上主打“夸夸式围观”的小城探索指南。
公众口味的变化似乎指向某种良性变化：来自更微小的“地方”的审美及其生活状态，正在挑战“一线”与“新一线”垄断的理想城市模板，人们开始从城市梯级中心之外的位置寻找多元性——就像在所有走向后现代的社会中都会发生的那样。
“这样的结论太浪漫了。”史里芬说，鉴于中国城市差异大，发展路径遍布不确定性与复杂性，轻易比较、分类、总结趋势是冒险的，就像“为点醋包一盘饺子”。
交谈中，他拒绝将城市的互联网呈现等同于现实，拒绝将特定城市的样本“升华”为参照系，也拒绝笼统地定义“C城”。
比起一系列发展情况不尽相同的“C城”，史里芬更多谈到的是理解中国城市的方法论。他觉得，城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主体换了，视角换了，看到的将是大相径庭的故事。所以，他更关注城市的具体经验，当它们形成联结，形成呼应，地图上对应的某个暗淡角落就有可能被点亮。那也是有形的地理空间与标签之外，城市的一种重要形态。
以下是《新周刊》与史里芬的问答。
《新周刊》：你会如何定义“C城”？
史里芬：我认为所谓“C城”并没有准确的共性，如果有的话，大概就是完全不在一二线城市之列，且面目模糊。为什么会这样说？因为“车牌为C”这个共性之外，每个城市的区别都非常明显。
比如山东的“C城”是淄博，人口数占全省人口比重只排到全省16个地级市中的第11位，而比它规模更大、经济发展水平更高、城市对外开放更早的烟台，却是鲁F和鲁Y。类似地，江苏经济发展最好的“苏锡常”，与省会之间隔着的那个“C城”是徐州；广东的“C城”珠海，可能比西北地区的所有省会都要厉害。总之，想要去比较、概括，难度很大。
《新周刊》：如果我们非要以几个著名样本概括“C城”印象的话，某种“局限感”还是很突出的——或者是历史文化名城，但关于它们的当下很难定义；或者曾经被赋予重大战略意义，但现在地位不如从前，又带着历史包袱；或者直接被排名、景点、特产、公共事件扁平地定义了。你对这种“局限感”怎么看？
史里芬：除了北上广深之外，哪个城市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呢？当我们谈论一个城市的发展，必须不断地去询问语境，去更精确地找准角度和主体。
比如所谓“历史包袱”，历史包袱的主体是谁？是这个城市的几百万人口吗？
还是这个城市本身可以抽象为一个主体，有它自己的意志？还是这个城市的管理者，或发展主导者？
而前面提到的“几百万人口”又是谁？我们知道，中国绝大多数三线城市市民参与的城市化进程其实有两波。
第一波是20世纪50年代的“三线”建设和一百多个苏联援建项目，在计划经济的推动下，他们可以当工人、当干部、进入部队。另一波是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之交，他们被国际分工体系吸纳，进入世界贸易。厘清这两条路径之后就会发现，问题提到的“局限感”里涉及的那些因素，并没有显著地发生作用。
相反，真正决定一个城市如何发展，能发展成什么样的因素，我觉得首先是地方政策，其次是沿海、内陆的区位差别，第三是资源禀赋——有海外关系，有税收优势，效果肯定不一样。如果把城市抽象成一个有性格的人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效果也是他真正的追求，而不是外界怎么看。更何况，视角不落在本地的话，来自外界的很多判断、评价是有偏差的。
以富士康为例，对于郑州和周边县市的青壮年而言，只要买一张二三十块钱的大巴票，就能一个月挣几千块钱工资，是一种社会福利。对于本地来说，这是某种“资源禀赋”。
所以，“历史包袱的主体是谁？”这个问题后面，还可以加一系列质询：谁想发展？谁获得了福利？谁在玩我视频里的那些“狂野魔幻风”？
《新周刊》：如今我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“C城”，并且愿意接受不同层次城市的“各美其美”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打开社交媒体输入任何一座城市的名称，都能看到丰富且有趣的“城市传记”。你怎样看待“C城”出圈与互联网的关系？
史里芬：首先必须强调的一个前提是，互联网只会提高人们的期待阈值，而不是降低。中世纪时，人们没有社会晋升或者阶层的概念，维持体面生活的方式就是向他们这个行业的师傅学艺，混口饭吃。但是当互联网把更多光彩夺目的生活推送到你面前，有些人可能就不会还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加一份中等薪水了。
换言之，互联网只会让你把“武康路松弛感”定义为时尚，而“一线”之外的城市都显得赶不上趟。
但是当经济下行，消费降级，我们以欧美大城市为标杆向上模仿的那条路走不通了。同样地，以前要往北京、上海跑，但现在北京已经减量发展了。
在这种严峻挑战之下，这场“各美其美”运动的主体，也就是年轻人，首先必须活下去，利用好手头有限的资源，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也能部分兼顾一下精神需求。
大城市待不下去了回到家乡，我能恨它吗？我不能。我只能让自己觉得它可爱。唯一的办法就是爆改一下奶奶留下的家属院房子，在社交媒体上度过“属于90年代的非常惬意的一天”。
《新周刊》：本质上是为生活现状寻求一种逻辑自洽？
史里芬：是的。它绝对不是欧美那种逆城市化的、田园牧歌式的后现代现象，而是现代化进程突然被打断后人们的应激反应。年轻人并没有突然变得充满人文关怀，不计较名利得失，对“一线”以外的中国报以温情脉脉的注视。
《新周刊》：互联网可能还起到一个抱团取暖的功能，就是借不同人的观点说服自己——我所处的这个城市其实也还行，你看大家都那么认为。
史里芬：是的。年轻人依然有对美好生活的需求，既然不能以增长的方式实现，就只能通过不断的挖掘和信息交换来实现，类似于“内卷”，即发展停滞下的向内转变。
比如，你买不起更大的商品房，就只好给你的家属院房子装香薰灯，装能补充维生素D的紫外线灯。就像平成之前的日本人可能会去南美、非洲旅游，买一堆奇奇怪怪的木雕堆在自己的大房子里。但现在只有一个房间住了，那就买手办、买扭蛋吧；实在不行，买点“谷子”，买个亚克力立牌也挺好。
《新周刊》：你认为互联网上与现实中的“C城”日常之间，有多大的鸿沟？
史里芬：经济下行，受到最严重冲击的，一定是自身造血能力不够强的城市。
因为年轻人的虹吸效应足够强，“一线”城市有无数工具箱里的工具可以拿出来用。与之相比，“二线”城市远不具备相当的人口规模来支持它的非税收入能力。
换言之，全民体制化，民营经济存在感低，更符合真实的大多数“C城”的面貌。年轻人想在“C 城”立足，取决于他们能不能尽快找到一个更稳定的编制，比如“公检法”会比“教师编”更好。关系的保障作用会更加凸显，我们在一起相亲，也肯定都得先看是不是双职工、双体制内。
年轻人会喜欢这种生活吗？那些在社交媒体上写“城市传记”的年轻人，又有多少真的生活在当地？
《新周刊》：为“中心”之外的城市做“传记”、造典故，其实也是你工作最重要的部分。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意义何在？你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，对你口中的“C城”命运进行一些建设性的回应？
史里芬：在中国，互联网本身的语境就是高度城市化的。谈到见网友，你脑子里的预设环境肯定不可能是田间地头。所以，一个大前提是，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视频，让互联网和不那么“中心”甚至非常乡土的地点结合起来，像“地理大发现”时代的探险家那样，让所有被忽视的景观留下痕迹。
其次，我非常希望经由我的视频建造一种本地认同，让湘潭人爱湘潭、蚌埠人爱蚌埠，而所有保定人都记起来，他们的父辈和他们都同样在保定动物园里看过同样一只1976年出生的老熊。
我觉得这种本地认同是社区联结的前提。就像第一次城市化进程中的那些厂矿大院、单位小区，门卫能认识你家里的每一个小孩，而不是像现在的小区那样，所谓“管理”，就是保安用一把U形锁把几千人关起来，而没有人出头建立业委会、更换物业。
我希望生活在“中心”之外的人，能看见他们的城市，看见他们的小区，看见他们的生活范围，哪怕只是周末钓鱼、遛娃、野餐的游乐场或者3A级旅游景区。这是社会的稳定器和安全阀，也是普通个体赖以自救的依托。
《新周刊》：当你把视频上传到网上，城市的范畴可能远远不止于地理意义上的“本地”了。它可能更像一个开放式的文本，每一个参与讨论、参与围观的人，都在拓展它的边界、续写它的故事，而且“微不足道”在其中是有意义的。
史里芬：对。有很多年轻人看到我的视频当中的一个失落的游乐园，游乐园现在几乎变成废墟了，他们有的人在澳大利亚留学，有的人在上海工作，有的人在美国定居生了孩子，但是他们都可以共同回忆到自己的童年，并且他们能够在我的评论区里面互相交流认识。
这些“微不足道”汇聚成一个共识性的历史剖面，不是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式的，而是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，每一个身处其间的人，鲜活地、有温度地感受到彼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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